大学900多年前无声无息地出现，如今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引擎，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国家实力增强的根基。千年沧桑，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社会组织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存亡兴替，此消彼长，唯有教会和大学的组织形态基本保持稳定，这充分反映了大学的社会意义和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但大学在稳定的表象下面又从来没有停止过变革的律动和急流，大学的功能、性质、标准、学科、管理和手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从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教育，从学术共同体话语走向了世界尺度，从分科发展走向了综合交叉，从大学自治走向了多元治理，从技术辅助走向了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但不管变与不变，培养人才始终是大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和核心竞争力。

　　大学功能的丰富和发展

　　建立于1088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通常被认为是欧洲也是世界的第一所大学，1988年430所欧洲大学校长共同签署的“欧洲大学宪章”中，博洛尼亚大学被正式宣称为欧洲所有大学的母校，21世纪初欧盟大学革新的计划就被命名为《博洛尼亚进程》。稍后一点但更有名气的是法国巴黎大学，13世纪时，巴黎大学的学生已经达到上万名，很多来自欧洲甚至亚洲，想想那是一幅何等壮观的国际化景象。12世纪之前，英国还没有大学，英国的精英是去法国和其它欧陆国家求学。1167年，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同法兰西国王发生争吵，英王一气之下，把寄读于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全部召回（也有说是法王一气之下，把英国学者从巴黎大学赶回英国）。这些学者从巴黎回国，聚集于牛津，建立了后来闻名遐迩的英国牛津大学，不久又分裂出剑桥大学。这些大学教学的主要科目都是神学、法学、文学和医学，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承福音，传承知识。大学主要是教学的地方，是典型的传道、授业、解惑。19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的牧师、神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对大学的功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是学者、教师和学生共同追求真理的社区。纽曼甚至指出，所有的大学都是教学机构，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播与延伸而非发展”。在他看来，“在教学与研究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纽曼对大学功能的概括，成为大学的箴言甚至信仰，所以后来不管大学怎么变化，培养人才始终是大学的基本的和第一的功能。

　　17世纪后，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异军突起，这所由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创办的学校，提出了与传统大学不同的办学理念。洪堡认为，大学是最高学府，在这里不仅要传播知识，而且要发展知识，成为新知识的来源。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即不仅要传授知识，也要创新知识，主张教学与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与此相应，他倡导和建立了一套与现代科研相关的科研制度，包括科学实验室、科学规范、科研队伍、科研管理办法等。从此，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第二功能。洪堡大学很快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许多知名学者、政治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洪堡大学产生过29位化学、医学、物理和文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神学家施莱马赫，法学家萨维尼都曾在此任教。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共产生了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占这期间世界诺贝尔奖总数的近25%。这与德国大学重视科研是分不开的。洪堡的理念传递至欧、美各地，成为许多大学仿效的对象，以至于一时间美国的大学教师无不以在洪堡大学学习或进修为荣。

　　欧洲的大学虽然对美国的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皆把欧洲的大学传统作为自己的榜样，但随着美国成为新兴的帝国，美国社会对大学的发展和功能有了自己的理解，激发了自己的发展思路。1862年，美国参议员贾斯廷·莫尔推动了著名的《赠地法案》，主张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用以创办“赠地大学”，授予土地设立学院以促进农业和机械工艺在各州的发展。赠地法案对美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突破了原来欧洲大学的传统模式，不只是教授人文经典，而是要把更主要精力放在实用的农工学科之上，为社会输送大批技术型生产人才。在该法案的推动下，美国各州纷纷设立农工学院，由于是联邦以土地为资源设立，这些学院也就成为了各州的州立（公立）大学的雏形。这些大学以农工实用技术的教授为基础，也逐步把大学从象牙塔拉到了生产生活之中，使得科学知识与实用技术在民间大量普及，并激发了相关技术研究、实验的热潮。受益于赠地法案，一大批新型州立大学发展起来。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就是两个典型代表。

　　康奈尔大学是由企业家埃兹拉·康奈尔和学者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两人携手合作创办的一所独具特色的大学，于1865年在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山城的东山上奠基兴建。康奈尔与怀特两人的想法高度吻合，希望打破培养牧师、贵族和教师的欧洲传统，建立一所规模宏大、学术优秀、不受政治和宗教干扰、学科齐全的全新大学，面向社会需要培养具有实际技能的人才。

　　威斯康星大学成立于1871年。威斯康星大学以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 蜚声海外。其办学思想主张大学应该向公众开放，主张高等学校应该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逐渐得到了公认，成为大学的三大功能之一。但是，美国所主张的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说到底主要还是通过培养适应于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人才来实现，而不是主要的由大学教授自己去服务社会。尽管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大学规模、人数的扩张，大学直接服务社会的能力明显增强，但根据社会需要培养人才始终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形式和主要来源。

　　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由于大学对社会需要的积极反应推动了大学功能的不断拓展，不仅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引领和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转型，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象牙塔”里的大学，受众少，不关心社会也不受社会的关注，与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处于社会的边缘；随着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贡献的不断提高，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支持也随之不断加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大学也就不断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知识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的层次推进，是大学知识传授、知识创新、知识转化的自然逻辑展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系统阐释了知识社会来临的特征。他向我们描绘了知识社会的种种可能状态。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与以往工业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从总体的广泛特征上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他认为，最显著的是理论知识的作用和服务业部门的扩张这两个特点。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知识在社会中的“组织”作用使得其本身的性质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即由边缘转向了中心；知识的发展日益成为各领域发展的先导，也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与动力。由此，大学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突出，大学已成为社会的中心结构。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大学教育之良寙足以影响乃至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盛衰，看一个国家的大学的质量和数量，几乎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水平，乃至可以预测这个国家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潜力与远景。

　　今天我们再来看贝尔所分析的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不仅没有感到过时，而且感到很熟悉，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着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贝尔所预测的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正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在知识社会里，每个人都将学会在信息海洋里自如来往，培养认知能力和批评精神，以便区分有用信息和无用信息，拥有新知识；知识社会也使得创新不再是少数科技精英的专利，而成为更为广泛的大众参与，推动了创新的民主化进程；知识社会是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社会，是一个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成为常态的社会。在知识社会，知识、创新成为社会的核心要素，如同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指出的，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人的受教育水平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知识社会中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水平不断提高的高等教育，推动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大众走向普及。

　　随着知识积累和更新的加快，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整体发展，未来知识社会将是更难预测的。能不能制订符合时代趋势的战略和策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能否获得发展的持久动力。归根结蒂，在于大学能否适应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预测的新特征，培养能够终身学习、自主学习、创造性学习的大批人才。

　　育人第一、教学第一、本科第一

　　大学功能的变化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对大学战略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对大学独立性的充分尊重，对大学以知识进步为纽带的逻辑把握，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央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整体方案》对此做出了充分的阐释和有力的部署。审时度势，针对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多少存在的急功近利、舍本求末的现象有三点启示。

　　1.坚持育人为本

　　培养人才是大学贡献社会的首要形式。现在，知识社会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应变能力、注重自我发展能力的要求，这自然要求大学不断更新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第一的理念是育人为本的关键。把学生第一作为一种理念或口号接受并不难，难的是落到实处。现在很多学校的制度设计、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考评方法、管理方法等，并不能真正体现学生第一的理念，学生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学生的多样化的需要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归属感明显缺乏。有关大学生归属感的中美比较研究表明，美国常青藤大学的毕业生对母校有归属感一般在80%左右，而我国“985”大学的毕业生对学校有归属感的只有40%左右。毫无疑问，学校仅仅上课讲授是不够的，只有把学生的思想、情感、人格成长放在第一位，在管理的每一个细节上把满足学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才是对学生的整体关心，学生才会觉得宾至如归，有归属感。

　　自主选择是育人为本的制度保证。多样化是世界的本质，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有选择才有适合，有选择才有个性化的发展。学生的可选择性体现在学科、专业、课程、活动、老师，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一成不变的格局是无法做到适合的教育的，可以流动、可以变化，可以重新选择，才能不断提高适合性。选择的前提是可选择，要有大量选择的机会，包括课程的选择，专业的选择，学科的选择，教师的选择，评价方式的选择等等，这对我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能力是极大的挑战。以有利于学生发展为原则，而不是以哪样管理方便为原则，从简单划一到弹性管理，把学生被学习、被安排、被组织变成自己组织、自己选择，才能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充分发展。

　　严格要求是育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学生自主选择并不是降低要求更不是放任自流。大量研究充分证明，学生在校的收获与在校的精力投入程度成正比。一流大学与非一流大学只要看看学生的投入程度和紧张程度就能做出判断。到过世界著名大学学习过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这些大学“不好混”，不是凭借聪明就能轻松完成学业的。更重要的是，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求实钻研的态度和负责任的人格。经过四年的学习学生有脱胎换骨的感觉才是一所好大学。

　　最后，育人为本要把培养人才放在评价学校质量的重要位置。大学排名在我国有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趋势。如果分析一下各种大学排名的指标就会发现，看重的主要是论文、著作、项目、经费等等，还有“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有些评价体系同行评价的权重高达40%，这实际上是把科研指标的权重进一步加以放大，没有一个排名指标体系是把人才培养放在核心地位的。如果我们不意识到这一点对大学排名越重视，对人才培养工作就可能越不重视。我们知道，人才培养质量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指标来衡量，人才成长需要很长的周期和各种因素的配合，由于学校的定位不同，人才市场需求的不同，对人才质量也很难简单地确定一个共同标准。这就更加需要强调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点滴积累。从长远来看，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高度统一的，着力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才能为科研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才是社会服务的主要力量。相反，教学科研两张皮，不但争资源、争地位，而且很有可能付出人才培养被挤到次要地位的代价。

　　2.坚持教学第一

　　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主要载体，提高教学质量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途径。高等教育从单一教学功能到教学、科研并重再到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位一体，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和引擎，都首先源于搞好教学、培养好学生，如果大学不重教学，则和研究机构无异，就失去了大学的本性了。

　　教学第一的关键是要对教学有敬畏之心。说到教学自然会和传授知识联系起来，但教学的本质并不是教授知识，而是教学生学习知识，说到底，是教人，教书育人之谓也。教师不是广播、电视播音员，教学关系不是广播电视和听众的关系。教学过程是学生付出时间和生命的过程，对教学的敬畏之心说到底是对学生的时间和生命的敬畏之心。无论在什么学校你都会看到，越是优秀的教师、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对于上课越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教学几十年的老师每次走上讲台前仍然十分紧张，因为他们把讲好每节课看做是自己一生的荣誉。正是这样一种敬畏之心才能促进教师自觉地不断改进教学过程，提高教育质量。

　　其次是要创新教学模式。教学模式不仅是教学方式，而且是教学思想、教学关系的反映，有什么样的教学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学模式。教学主要是传授知识还是教会学生掌握求知的方法？教学主要是为了使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学会怎么找到问题？教学是以教师为主满堂灌，还是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自主学习？随着知识社会、创新时代的到来，这些问题越来越无法回避。从传统的单调、被动的教学转向生动、主动的教学，实际上是一场教学思想的转变。在这方面，高等教育有落后于基础教育的危险。现在基础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如火如荼，不断涌现出生动活泼的教学模式，相互学习、相互观摩也蔚然成风，可是本应该更加生动、更加多样、更加有研究性的大学教学反倒比较沉闷，老师讲学生听是普遍的教学方式，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倡导的“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还有很大的距离。

　　三是科研育人。随着科研的重要性在高校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科研的广泛性和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大学的科研和教学一定不能成为两张皮，在科研中育人是学校的使命也是学校的优势。科研本身具有很好很重要的育人功能，专业教师尤其是学生敬仰的专业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终身的。学校科研绝不仅仅是研究本身，而且是引导学生、教育学生怎样研究、用什么态度研究的问题，科研过程是培养学生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团结合作、造福人类的精神和情怀的最重要最有效的载体和途径。

　　3.坚持本科第一

　　本科是大学的根基。本科生决定着大学的面貌，本科水平决定了大学的整体水平，本科教育决定学生和学校的未来。因此，为本科教育安排更好的教师、投入更多的经费、配备更优质的资源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研究型”大学可能更为纠结。为什么？因为科研和教学被对立起来了。科研成果是硬性的、显性的，教学成果是弹性的、软性的。“一流教师带博士、二流教师带硕士，三流教师教本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招生简章上教授如云，报告会上大师点缀，本科课堂上不见踪影”成为一种讽刺，为此，甚至有起诉学校“招生欺诈”的事情发生。对于本科教育的加强需要从资源配置、评价制度、职称制度、薪酬制度等上位政策的调整开始。

　　育人第一、教学第一、本科第一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全方位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学科、学校建设的根本，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作者袁振国，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